存在最理想的放开时机吗 渐进式调整需要做哪些准备

一、存在最理想的放开时机吗

黄严忠：对这个问题，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于12月17日在“财经年会”发表主题演讲时称，当下是“最好的节点”，因为这是“三年来每周报告死亡数最低的一个时点，而且也是三年历史上连续几周每周报告病例死亡数低于一万”。

但实际上从今年4月上海封控管理到11月，期间中国新冠感染的病死率基本为零。现在放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面临流感季，两种症状相似的病毒可能同时袭来，对医疗体系形成更大压力。

实际上，以病死率评估优化防疫的时机，是一个非常单向度的预测标准。我认为，防控政策放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第一，病毒本身的特性。奥密克戎在今年初已经降到很低的死亡水平，这是一个可以放开的有利因素。第二，动态清零措施对经济、社会造成的次生灾害，包括长期严格封控管理对人们精神心理的负面影响。这种情况下，也应该考虑放开。第三，物理隔离等措施难以抵抗病毒快速传播，防控成本越来越大，效益越来越低。第四，如果规划好路线图、有准备的放开，可以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除了放开的时机以外，放开的方式、过程以及配套措施同样重要。我是赞成渐进、有准备的放开的。

二、渐进式调整需要做哪些准备

黄严忠：渐进式调整需要路线图，也就是要明确到什么节点、放开多少。澳大利亚把放开程度和疫苗接种率挂钩。新加坡则是依据疫情发展，来规划何时能堂食、调整聚会人数等。各国已经进行的实践，可以告诉我们哪些路径更好、做法更优。

渐进式调整不是一个被动反应的过程，即使有路线图，也要看是措施执行得快，还是病毒跑得快。当前中国的新冠病毒传播速度可能是全球第一，它是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未曾经历过的。例如，美国6个月达到25%的民众感染奥密克戎。有预测称，北京预计在2023年1月中旬达到感染高点，按现在的情形，可能已经实现了。

关于放开的准备，网上已经有了很多讨论。总的来说，包括加强公共医疗建设，增加重症病床数量;储备更多药物;提升社区医院、发热门诊数量;引导院内和医院间的分诊分流、简化救治程序;做好医务人员的心理疏导、业务训练，指导其保护自己;规划医师轮岗制度，以应对感染后的人员缺失。

还有人提出，可以结合日本、美国的经验，由政府层面发放抗新冠药品，以缓解药物短缺压力。中国人有囤东西的习惯，本来一盒药够一家人分，现在大家都囤，一囤几十片，社会面就可能出现药品短缺。很多人去医院，不是为了看病，而是去拿药。这样一来，真正需要就医、用药的人就难以获得有效的救治。

在防疫物资集中管理方面，日本政府给民众发放抗原快筛试剂盒，民众自测阳性后致电有关部门，政府会免费发送新冠药物。这样，民众出现阳性就有报告的意愿，国家层面可以收集阳性数据，统计数字很可靠。同时，物资发放有序，就不易造成医疗资源挤兑，也能避免就医过程造成的感染扩散。企业还能根据实际需求，快速开足马力、生产更多的药物。

中国一直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是完全有能力做到这种资源统筹与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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