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热线:15717341116  广告热线:15207347991  投稿邮箱:lyxwzx999@sina.com
  首页 | 新闻中心 | 百姓论坛 | 文化旅游 | 经济生活 | 杜陵书院| 耒阳发布| 宣传之家
今天是:
站内搜索:
当前位置:耒阳新闻网 -> 杜陵书院 -> 讲坛实录 -> 内容阅读

东晋第一才子——耒阳人罗含
来源:耒阳新闻网 发布时间:2012-12-27

  穿越千年的风霜,东晋第一才子罗含的才情和形象,第一次完整而又立体地展现在他的后人面前。

  12月24日,国内知名古文学研究中青年专家、全国研究罗含最具权威的专家之一鲍远航教授来到耒阳,用他厚实的文史功底、平实风趣的语言,将罗含——这一生、卒于耒阳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的个性、生平和成就,生动地描绘了出来。

   鲍远航教授作精彩讲座

  真正的人格光辉永不黯灭,真正的思想真理永恒流传。瞻仰过这些伟大先哲,我们为生在这片土地更自豪,对未来的发展也更自信。

  当之无愧的东晋第一才子

  罗含,字君章。生于西晋惠帝元康二年(公元292年),卒于东晋简文帝咸安二年(公元372年)。

  罗含是一个思想家、哲学家。他的《更生论》是古代湖南最早的哲学著作,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反映了特定时期的思想交锋,被时人称为“括囊变化,穷极聚散”的佳作。

  罗含是一个文学家、地理学家。他的《湘中记》(又称《湘中山水记》)三卷,是东晋地记的早期代表作,详细记述了湖南的山川、特产、民俗、古迹等,成为后世修志的范本。特别是其中的山水描写,为中国山水散文的开创起着导夫先路的作用。

  罗含也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洞察力。罗含任过征西参军等军职,在太和四年(369年),罗含为侍中,还尝奉帝命到山阳去犒劳桓温的北伐军队。(事见《晋书·卷九十八》列传六十八)再者,在“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晋朝,能够周旋于险象环生的各派政治势力之间,风雨不惊,从容致仕,告老还乡,长寿而终,不能不说罗含具有过人的政治智慧。

  庾亮掌权时,以罗含为江夏从事。谢尚称赞罗含,比喻他是“湘中之琳琅”。 琳琅,就是精美的珠玉。后来,桓温取代庾氏而为荆州刺使,更是在一次与僚属宴会上,当众赞赏罗含不但是“荆楚之材”,还是“江左之秀”,还上表朝廷,升罗含为宜都太守。庾亮、桓温、谢尚本来属于不同的势力集团,彼此间水火不容,但他们对罗含的赏识却不谋而合,这足以说明罗含是确确实实的“江左之秀”,是当时东晋的第一才子。

  把罗含称为东晋第一才子并非名过其实。东晋政权建立后,当时中原的一些高门如太原王氏、琅邪王氏、诸葛氏、济阳江氏等大族都来到江南。这些家族在中原时就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也是当时在学术和文艺上影响最大的家族。因此当时较著名的经学家、清谈家和文人仍多为北人。东晋时代学者和文人中,祖籍在长江中流而又久居其地的文人大约只有罗含,他是耒阳人 。

  罗含其人其文,在唐代也有很大的影响。比如盛唐诗人杜甫《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诗云:“庾信罗含俱有宅,春来秋去作谁家。短墙若在从残草,乔木如存可假花。”把罗含与庾信并称。庾信是南北朝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杜甫对庾信的评价很高,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并称罗含与庾信,可见罗含在杜甫心目中的地位。

  中唐诗人刘禹锡《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诗云:“茅岭潜相应,橘洲傍可指。郭璞验幽经,罗含著前纪。”是把罗含与郭璞并提。郭璞,字景纯,西晋著名学者,既是文学家和训诂学家,又是中国风水学鼻祖。郭璞与罗含也确有一些相似点。郭璞以写游仙诗著称,罗含则有《湘中山水记》传世;郭璞是知命之人,罗含也写《更生论》探讨人生玄理。

  晚唐诗人李商隐《菊》诗:“陶令篱边色,罗含宅里香。”“罗含宅”是出自《晋书》的一个典故。《晋书·罗含传》中说,罗含在官舍时,有一天,一群白雀栖集堂宇。回到家乡耒阳后,一天阶庭上的兰花、菊花竞相开放,满堂馨香。人们都说,这是有德行的人对天地的感应,是吉祥的兆象。所以,李商隐把罗含和同样喜欢菊花的晋末诗人陶渊明并提。这样说,也很有道理。罗含是中国山水散文的创作先驱,陶渊明是山水田园诗歌的鼻祖;罗含有哲学名作《更生论》传世,陶渊明也有《形影神赠答诗》谈人生哲理;罗含和陶渊明都以自己的高尚的人格风范,受到后世的景仰。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罗含是东晋第一个才子,陶渊明是东晋最后的才子。他们都以自己的品德、思想和才具,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杜甫、刘禹锡、李商隐这些唐代诗人们把罗含同庾信、郭璞、陶渊明并列,可见罗含在唐人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世人传颂的道德楷模

  罗含没世的时候,正是桓温图谋篡位,东晋政权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就在东晋的权要们你方唱罢我登场,争权夺势,各不相让的时候,罗含却保持了淡泊平静的心态和清正廉洁的节操。

  他不恋权。罗含二十岁后,州里三次授予官职,他都没有接受。后来,有个叫杨羡的人,到耒阳来做州将。杨羡是豫章郡新淦县人,由于罗含的父亲罗绥在新淦做过官,有很大的政绩,非常受新淦人的拥戴,所以杨羡这次到罗含的家乡来任职,就请罗含来出任主簿,可罗含“傲然不顾”,不予理睬。后来,杨羡不停地去聘请,罗含实在不好推脱了,才勉强上任。罗含年老后,主动请求退休。那时,正是最为看重罗含、视罗含为心腹的桓温总揽东晋朝政,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罗含提出退休,罗含不恋权。

  他不贪钱。罗含有一次到新淦县去,新淦的百姓听说罗绥的儿子罗含到了,就纷纷送东西给他。罗含感到盛情难却,只好将礼品收下。在离开新淦时,却把礼品封置起来,并未带走。于是,远近百姓都非常推崇佩服罗含的品德。 罗含做官时,生活特别简朴。在荆州任别驾时,嫌官衙内太吵闹,就在城西郊的小洲上盖了一所茅屋,伐木做床,编苇为席,穿着平常的衣服,吃着自己种的蔬菜居住。罗含却不以为苦,生活得有滋有味。罗含的这个做法,深得后人钦佩。

  他重友情。永和四年(348年),桓温做荆州刺使,加征西大将军,罗含也升为征西参军。《世说新语》讲了这样一件事:桓温想检劾他的政治对手之一谢尚,就派罗含去江夏郡搜集太守谢尚的过错。罗含到了谢尚那里,也不过问郡中事, 好象是来做客,每天只是与谢尚饮酒谈天。谢尚也是名士,这样的气质秉性当然很与罗含投合。所以,他到了谢尚那里,喝了几天酒,就回来了。桓温问罗含搜集到什么情况?罗含却反问桓温说:“您觉得谢尚这人怎么样?”桓温说:“比我强。”罗含于是说:“谢尚既然胜过你,怎么能说你的坏话?”罗含巧妙地保护了谢尚,缓和了两大势力的矛盾。

  罗含不恋权,不贪钱,不畏势,重友情,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君子。

  《更生论》:闪光的唯物辩证哲学

  除了罗含对于后世的道德楷模作用外,罗含的文化影响更集中地体现于他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贡献上。

  罗含的《更生论》,阐述了万物更生的原则,规律及其性质。虽然《更生论》全文仅392个字,但内容和意义都十分深刻。凡是研究佛教、哲学的著作,都提到罗含的《更生论》,可见《更生论》之受重视。那么,《更生论》到底阐述了哪些观点?

  物质的观点。《更生论》从玄学崇有思想出发,指出天是万物之总和。《更生论》指出:“天者何?万物之总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强调天是万物之和,而不是“虚无”,是一种可以感知的物质。人也是天中一物,从而肯定了人的价值和尊严。罗含强调天是万物之和,明确表明天是物质的,是现实存在的。在当时,承认天是物质的,人是天中一物,是一种大胆的、进步的思想,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罗含文化研究会的会长罗育善还认为,罗含《更生论》提出的这种“以人是天中一物”的思想,还说明《更生论》体现了普遍联系的思想,结合《更生论》下文提出的事物发展的思想,其所体现的发展观是具有普遍联系的发展观,是一种包容性的发展观。这个观点很有道理。

  发展的观点。《更生论》提出:“今万物有数,而天地无穷。然则无穷之变,未始出于万物。万物不更生,则天地有终矣。天地不为有终,则更生可知矣。”罗含的这个观点与形而上学者的看法大相径庭。形而上学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宣称“万物皆备于我” (《孟子·尽心》),精神凌驾于物质之上,而且物质是静止不动、永远不变的。罗含则认为“万物有数,天地无穷”, 即认为“天地”是根本、是本原、是主体。这里的“更生”,意思是“新生,重新获得生命”的意思,不同于佛教所讲的“涅磐”,佛教所讲的“涅磐”是在肉体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和轮回后才能得以更美好的重生。但这里的“更生”,不讲报应,不会让人们对来世感到恐惧,因而是从容的,自然的。《更生论》阐述了“更生”是自然变化的规律,有花开就有花落,有日出就有日落,人或动物有死就有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其所显示的,正是一种变化的观点、发展的观点。这是辩证法思想的体现,是罗含哲学思想的闪光之处。

  《更生论》阐述了更生的原则:有“本”。《更生论》说:“圣人作《易》,已备其极:‘穷神知化,穷理尽性’。苟神可穷,有形者不得无数。是则,人物有定数,彼我有成分,有不可灭而为无,彼不得化而为我。聚散隐显,环转于无穷之途;贤愚寿夭,还复其物,自然相次,毫分不差。”罗含从《周易》的“穷神知化”推出,神是可以穷尽的,那么形也只能是有一定的数量。既然人与物都有一定的数量,而且万物都各具自己的“成分”,即有一定的质的规定性,那么,万物之间就不能互化。而且,它们之间的变化、“更生”,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相次,毫分不差”,而不是混杂无章的。所以罗含接着说:“天地虽大,浑而不乱;万物虽众,区已别矣。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旧。”罗含还说“人物变化,各有其性。性有本分,故复有常物。”在罗含看来,万物有“本”,即万物各有其性质、差别和特点。既然如此,那么,更生之后,仍然是不失其旧,所以更生之后仍然是原物。

  “神不灭”的观点。我们在研究《更生论》时,也不必讳言罗含所秉持的“神不灭”的观点。他的“神不灭”的思想,自然不能为我们今人所接受。但我们实在不能责难古人,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普遍相信妖仙鬼神。东汉明帝时,小乘佛教传入中国,宣扬人死精神不死,强调因果报应、转世轮回等,这些因素造成了六朝“多鬼神志怪之书”。罗含的《更生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的,其“神不灭”思想无可厚非。而且,需要注意的是:罗含第一个明确地指出人死后,神是不灭不变的,这个神是自我之神,其更生是自我之神在轮回更生。罗含的这个观点,遭到了与其同时的另一位哲学家孙盛的反对,从而开启了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意义深远的“神灭”与“神不灭”的大论争。这场论争本身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正是这场论争,开启了“神灭”与“神不灭”的大讨论。刘宋时的宗炳与何承天,齐梁时的范缜与梁武帝,都参与到论争中来。他们或以“火之传于薪”做比喻,或以“刃之与利”为比喻,彼此辩难,通过论争提高了思辩水平,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

  中国山水散文的创作先驱

  刘宋时代,罗含就因文采出众成为当时人们景仰的前代作家。唐代的徐铉《成氏诗集序》说:“若夫嘉言丽句,音韵在成,非徒积学所能,盖有神助者也。罗君章、谢康乐、江文通、邱希范,皆有影响发於梦寐”(《全唐文》卷八百八十二),这一方面说明罗含对山水自然有着独特的感受力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另一方面,从把罗含与以山水诗文名家的谢灵运、江淹、邱迟诸人并提来看,罗含正是以其山水文笔为唐人所看重。罗含作品现在大多失传了,只有《湘中记》散见于文献古籍。

  《湘中记》记述了湖南的山川、特产、民俗、古迹等内容,是湖南最早的一部古代地记,是后世修志的范文。

  湘中,就是现在的湖南地区,《湘中记》一定是罗含居住在湖南时写的,即罗含在做桓温僚属时或任宜都太守时所作,即晋穆帝永和年间(345-356年)。此时罗含宦游两湘多年,谙熟湘中山水风物、故实传闻,记而为书,也在情理之中。

  直至元代,史料仍记载有《湘中记》。可是,当我们翻检明代的书目文献时,我们却发现,找不到《湘中记》的著录记载了。清代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六说:“《湘中记》卷亡,罗含撰,不著录。”明清诸书都无著录,显然已经亡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指出,明代《稗史汇编》的作者王圻,就已经无法看到《湘中记》的全书了。《湘中记》亡佚于明代可知。

  《湘中记》原书失传了,后人无法看到此书的整体风貌了。到了清代,一些有心的学者,就把前人在类书、史书及地理著作中所引用的《湘中记》中的段落文字,搜集整理出来,进行辑佚的工作。

  罗含《湘中记》最大的文学价值在于:它为中国山水散文的创立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晋宋地记中,《湘中记》较早地加强了文学成分的比重。尤其是山水描写内容的增加,是其后袁山松《宜都记》、盛弘之《荆州记》等地记作品的榜样和先导。

  《湘中记》有时通过释名来揭示山水的特点或位置,加强描写的情趣内容:

  九疑山在营道县,与北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之。

  有时利用色彩和声响加强描绘的力度。如写湘水:

  湘水至清,虽深五六丈,见底了然,石子如樗蒲矣,五色鲜明,白沙如雪,赤岸如朝霞,绿竹生焉,上叶甚密,下疏寥,常如有风气。

  白沙、赤岸、绿竹、清流,真是“五色鲜明”。

  写衡山:

  山有锦石,斐然成文。衡山有悬泉滴沥,声泠泠如弦;有鹤回翔其上,如舞。

  罗含用了视听结合的手法,可谓有声有色。“悬泉滴沥,声泠泠如弦”,这对南朝梁吴均《与朱元思书》“泉水激石,冷冷作响”及《与顾章书》“水响猿啼,英英相杂,绵绵成韵”的写法似乎不无启发。

  《湘中记》有时还化静为动或动静结合来写景,凸现景物的动感:

  石燕在零陵县,雷风则群飞翩翩然。

  文斤山上有石床,方高一丈,四面绿竹扶疏,随风委拂。

  再如下面一则:

  湘水之出于阳朔,则觞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于其中也。

  用夸张性比喻构成悬殊的对比,显现湘水狭阔变化特点,更可见作者对部分山水景物的描写已经有较高的造诣。

  与此前地记作品比较,罗含《湘中记》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一、此前地记作品则多用临时性的比喻对景物景象勾勒,而《湘中记》中的山水景物描写,则是作者有意为之,相对细致生动。如汉辛氏《三秦记》写华山:“华山在长安东三百里,不知几千仞,如半天之云。”以“半天之云”喻山之高峻。《湘中记》借鉴了《三秦记》的写法,也用云比喻衡山:“衡山近望如阵云,沿湘千里,九向九背。” “如阵云”是近望的直观感受,是点上的描摹,而“沿湘千里,九向九背”则从总体上进行状绘,尤其突出了衡山绵亘迂回的特点。从本文上面所引诸例,我们不难发现,《湘中记》描绘的山水景物,以清丽空灵为特征,很能体现乡土风物的幽美特点,这也说明作者是带着欣赏、热爱的心理来进行创作的。

  二、此前地记作品大多记述地理形势、郡县沿革、水道分布、山川物产等内容,文学色彩一般不很浓重。而《湘中记》不但模山范水时,注意从视觉、听觉等方面加强表现效果,艺术表现力较此前地记作品有所提高,而且,有时并不拘泥于写实,而是利用富于文学性的笔调引人入胜。如《水经注·湘水注》引罗含语:“(芙蓉峰)望若阵云,非清霁素朝,不见其峰。丹水涌其左,澧泉流其右。” “丹水涌其左,澧泉流其右”,不是具体的写实,而是一种意境化的描绘,构造了一幅山水相得的优美画面。

  三、从语言方面看,《湘中记》有时能够整句与散句结合运用,如:

  宿当轸翼,度应机衡,故曰衡山。山有锦石,斐然成文,衡山有悬泉滴沥,声泠泠如弦;有鹤回翔其上,如舞。

  句式参差错落,语调优美抑扬。尤其是出现了一些对偶和诗句化的描写语句。杨慎《升庵诗话》指出,出自于罗含《湘中记》的“青崖若点黛,素湍如委练”、“白沙如霜雪,赤岩若朝霞”、“沿庭对岳阳,修眉鉴明镜”诸句,与诗歌的句式非常接近。从这也可以看出罗含具有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和文学表达能力。

  总之,罗含《湘中记》中出色的山水景物描写,已经为此后以山水描写见长的晋宋地记如袁山松《宜都记》、盛弘之《荆州记》等的创作导夫先路。在中国山水散文的创立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领军作用。

  通过文化造势,打造罗含文化品牌

  最后,再就利用罗含打造文化品牌的问题,简单地表达一下个人的思考,以供抛砖引玉。

  作为东晋第一才子,罗含的文化贡献很大,但是由于罗含著作的失传,以及历史上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还是评价不够,声名不显。

  文化造势很有必要。其实,历史和当今的很多名人,都得益于文化造势。今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莫言的老家高密,仅仅20天,莫言旧居的胡萝卜秧苗就被游客抢光了,原本凹凸不平的小院现如今被踩得光溜溜。可见名人效应的影响之大。

  再比如,在我们耒阳去世的杜甫,在世的时候也是声名不显的。本来,杜甫颇为自己的才华自负,说自己“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壮游》),说自己“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说自己:“思飘云物外,律中鬼神惊。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敬赠郑谏议十韵》)可是,时人偏偏不买杜甫的帐。在今存10余种“唐人选唐诗”中,很少有人注意到杜甫,只有晚唐韦庄的《又玄集》选录杜诗7首。当时,备受后人推重的《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不收杜诗,选诗千首的《才调集》也未收录。急的老杜仰天长叹:“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别人夸奖他诗写得好时,他也只好撅起嘴来嘟囔:“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 (《宾至》)但到了宋代,随着北宋的儒学复兴运动的兴起,杜甫声名鹊起,一步步被推为“古今诗人之首”乃至一代文化巨人。宋人不仅编撰了接近今日的杜集定本,基本确定了杜甫的生平、诗歌编年,而且有了号称“千家”的杜诗注本,使杜甫成为宋文化的光辉典范。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宜于王安石、苏轼、李纲等人对杜甫的大力宣扬。

  我们现在要提升罗含文化知名度,也需要宣传造势,让世人更多地认识罗含,了解罗含。非常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耒阳市的领导非常重视罗含研究,专门成立了罗含文化研究会。我了解到,耒阳市的领导对如何提高耒阳文化知名度,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意见。如主流媒体应设立罗含文化专栏,设计宣传广告语,全国范围内征集罗含作品,设立奖励机制,出版罗含的个人传记——《东晋第一才子罗含》,举办大型电视记录,全方面弘扬罗含文化的精髓,恢复罗含庙,邀请全面有权威性的专家学者进行学术研讨会,举办杜陵书院大讲坛等等,我认为这些都是切实可行而又便于操作的措施。

  文化是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我们这一代耒阳人,躬逢盛世,有条件,也有责任通过系统梳理耒阳历史文脉,深入挖掘耒阳历史文化传统。而对耒阳历史名人罗含的研究,正是打造耒阳文化品牌,提升耒阳的文化影响力的最便利的抓手、最好的切入点。相信耒阳人民一定会将罗含的文化思想发扬光大,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充实耒阳的文化精神,推动耒阳文化产业再上新台阶!

[整理廖泽鸿 梁斌]
[责任编辑:王颖]
  [主编:李为民]

 

 

精彩专题  
热点推荐  
图片新闻  
关于我们 | 服务条款 | 广告招商 | 网站地图

Copyright@2011 www.lyxww.cn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耒阳新闻网
主办单位:中共耒阳市委员会  承办单位:中共耒阳市委宣传部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